田松:这个世界会好起来吗?
发布时间: 2017-03-23 09:32:41   作者:本站编辑   来源: 本站原创   浏览次数:

编者按:

2012年12月,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于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举行,会议由西南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岭南大学(香港)共同主办。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、西南大学统筹城乡发展研究院、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、岭南大学(香港)群芳文化研究与社会发展部承办。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、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、北碚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、亚洲学者交流中心(ARENA)、香港社区伙伴(PCD)协办。会议主题是:在探讨当前金融危机、能源危机、生态危机的现状、机制及其对人民生计深远影响的基础上,集中关注作为民生基础命脉的“粮食安全与食物主权”议题,进一步延伸出“统筹城乡”、“乡土经济与社区建设”等可持续实践与包容性发展议题。根据大会专家学者发言和提交的论文,我们编辑整理了《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》一书(温铁军、周常勇、刘健芝编,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,2015年7月)。本书分为六个部分: 第一部分:宏观背景; 第二部分: 粮食主权与经济政策; 第三部分: 生态危机与公共品; 第四部分: 社区与农村建设; 第五部分:中国基层实践经验; 第六部分: 中国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本书的编辑出版,正值中国乡村建设运动110周年,希望本书能够为中国未来乃至人类文明提供另类思考与实践的路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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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松: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。本文已发表于《社会学家茶座》2010年第3辑(总第36辑),pp50-54

为方便阅读,本文注释从略。

 

2009年倏忽而去,二十一世纪进入了第二个十年。

一百年前的此时,中国正在经受巨大的转折。按照朱学勤的说法,是改革和革命在赛跑。最后,革命战胜了改革,武昌起义这个小事件逐级放大,直到清帝退位。而且,退位的不仅仅是一个皇帝,一个王朝,还有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。

与此同时,整个世界也在发生着巨大的转折。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,资本成为这个地球最大的主宰,推动着现代化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现代化。人类多样化的文明形态,被工业文明所格式化。

现在,人类又处在相似的状态。中国以及整个世界都处在一个巨大的转折时期。一方面,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谋求发展;另一方面,大自然已经不堪重负,岌岌可危。物欲与天理在赛跑,发展与节制在赛跑,消费主义与生态主义在赛跑。如果后者能够追上来,在大限到来之前,使人类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,人类文明或许还可延续。否则,按照我的灰色预言,人类文明将会在一百年内终结。

人类正面临着两重问题,一是生态问题,一是生存问题。以往,人们关注的是后者,人类需要解决贫困和饥荒问题,需要解放被奴役的个体和群体,实现人类社会内部的公平、公正,求生存,求正义,求幸福。在人类的能力相对弱小的漫长历史中,人类从自然中索取的物质是有限的。不过,民不患寡而患不均。人类解决生存问题的方式是寻找更好的社会制度,或者改良,或者革命。在进入工业文明之后,人类拥有了科学及其技术,可以更高效地砍树、开矿、挖渠、筑坝,从自然之中掠取资源为人类所用。人类的总体财富大幅度地增加,水涨船高,即使分配仍然不公平,被剥削者的实际所得,也会大大增加。经济学术语叫做把馅饼做大,同样是馅饼的一个角,可能会大过以前的整个馅饼。在单向进化的社会发展观之下,人类不断追求更大的馅饼,更多的物质财富,把这叫做进步,发展。人类内部的生存问题似乎得到了缓解。

然而,进步和发展有着其天然的上限,即地球本身。地球有限,不仅能源有限,资源有限,容纳垃圾的能力也有限。这是我们讨论一切问题的背景。

同时,生存问题的缓解只是在一定区域一定范围内成立。先行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,不仅提高了向自然索取的能力,也提高了掠夺和侵占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能力。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,这两者是并行的。而且,其索取自然,往往也是通过掠夺其它国家和地区来实现的。这个过程发生在国与国之间,也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。传统地区在工业文明入侵之后,丧失了传统的生存方式,只能从下游加入工业文明的链条,为其上游提供能源和资源,并接受其上游的垃圾。所以实际上,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、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在加大而不是在缩小,分配不平衡在加剧而不是在减缓。相对贫困更加严重,绝对贫困的人群依然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,存在于大都市的边缘。

尤为严重的是,在这个过程中,生态问题不期而生,愈演愈烈。工业文明的列车呼啸向前,而在前方不远处,就是万丈深渊。

我们需要一个战略性的转变。

人类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尴尬与彷徨之中。一方面,人类希望兑现工业文明的承诺,不断进步,不断发展,获得更多的物质,至少,要维护已经获得的舒适便捷的生活。为此,要保持工业文明既有的生产方式,继续挖油井,开矿山;也要保持工业文明既有的社会结构,一切以经济为中心,把发展经济视为头等大事,刺激出口,拉动内需。另一方面,人类又试图缓解生态问题,节能减排,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。然而,这两个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。

也有人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,鱼与熊掌兼得,既不放弃现有的生活方式,又不至于让生态问题进一步恶化。人们本能地寄希望于科学,希望科学能够给出新的技术来解决当下的问题,试图用科技无限来化解地球有限。这在根本上是个幻觉。比如能源技术,所谓的清洁能源可能在短期在局部起到一定的作用,但是从长期看,必然导致新的环境问题。

科学一向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,一旦人类社会发生了什么问题,人们本能会期待科学及其技术能够给出解决方案。科学家也总是许诺,他们将会发明某种科学或者技术,来解决当下所面临的某一个问题,然而,问题在于,人类当下所面临的这个问题,恰恰是当初科学家为了解决另一个问题而发明的某种技术导致的。

自工业文明起步以来,科学以及科学家的角色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。

从古希腊到中世纪,科学相当于自然哲学,这时的科学,可以说它的目的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,是为了满足人类“神圣的”求知欲和好奇心。社会对于科学和科学家也没有具体的要求。丹麦国王送给第谷一个岛,资助他在上面建天文台,终身从事天文学研究,就如同资助一位画家,一位音乐家,并没有期望从他的天文学中获得物质方面的回报。进入工业文明之后,科学逐渐成为社会建制的一部分,资本家和国家投资科学,不是让科学家满足其好奇心和求知欲的,而是要求科学给予直接回报的。在工业文明的体制下,科学及其技术首先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,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——只有那些能够满足资本迅速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,也只有这样的技术更容易得到应用。

于是,科学及其技术从中世纪神学的婢女,堕落成了资本的帮凶。我们可以假设,某位从事转基因的科学家认为转基因对人类及生态有害,反对这种技术,那么,他本人必然被很快这个共同体所边缘化,乃至排除在外。我们也可以假设,某位水利专家认为不应该在都江堰上游修水库,拒绝为紫坪铺水库设计图纸,那么,水电公司马上就会找到其他的水利专家,顶替他的角色。所以,个别科学家的道德不足以改变科学共同体整体的角色。很荣幸,中山大学的张华夏教授对我这个观点表示了支持,并认为,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。这让我颇感安慰和安全。

由于科学及其技术作为资本附庸的新角色,指望科学指望解决环境问题,生态问题,注定落空。实际上,在我看来,目前的新能源运动,不过一如以往,是新资本替代旧资本的手段,其最终仍然要为资本增殖服务的。

在太空看地球,中国的周边都是郁郁葱葱的绿,唯有中国的国土是大片大片的灰黄,这是中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。

在工业文明的惯性中,能源问题被认为是重中之重,似乎只要有了足够的能源,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所以,我们一方面开发传统能源,一方面寻找新的所谓清洁的能源。清洁的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,最初是指不排放二氧化碳的,现在是不产生生态后果的。在这个新定义下,水电由于其明显的生态后果而被从清洁能源的名单中划去。现在剩下的还有太阳能、风能、生物能源等等。不过,在我看来,这些新能源无一例外将会产生新的问题,清洁能源不清洁。美国人已经放出话来,这个世界需要建更多的核电站。但是,即使在美国本土,其核废料的处理,仍然悬而未决。人类在向悬崖的最后冲刺中,又走上了钢丝。

古语云:是药三分毒,有一利必有一弊;新语云: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。一项技术,力量越强,负面后果也会越严重。从历史的经验来看,科学的技术总是会落入这样的命运:短期有效,长期出问题;局部有效,整体出问题。前者如化肥农药,刚用时增产飞速,十几年后,土地板结,粮食大幅减产;后者如氯氟烃,用在冰箱里是绝好的制冷剂,却导致臭氧层出了一个大大的空洞。目前无论是人们寄予希望的,还是争论颇多的那些指日可待或者虎视眈眈的新技术,比如转基因技术、干细胞技术、克隆技术、纳米技术等,都将无一例外地产生难以预料的生态后果,而且,由于其力量的强大,后果也会更加严重。

刚刚过去的哥本哈根会议无疾而终,正表现了人类所处的尴尬。全球变暖几乎成为人类的共识,人类文明的尽头若隐若现。目前,人们所公认的解决方式,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,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,这对于以廉价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工业文明,无异于釜底抽薪。然而,尽管每一个国家都接受了这个理论,但是每一个国家都不愿意先停下来,每个国家都想比别的国家多跑一段。“发展中”国家说:你们发达国家已经跑了好几百年了,我们刚跑了不到一百年,这不公平。所以你们要先停,我们要再跑一段,这才公平。发达国家说:跑了好几百年,我们已经跑惯了,你让我们急刹车,一下子哪儿煞得住啊,还是你们刹车比较容易。大家相互攀比着,最后的结果还是,大家比着往前跑,共同冲向深渊,直到坠入深渊的前一秒,大家还在互相嚷着,应该是你先停,应该是你先停!

危机四伏。

全球性的环境危机、生态危机:全球变暖,海平面上升,冰川退化,北极冰消融、原始森林退化、物种灭绝;生存问题不见缓解:饥荒、贫穷、恐怖主义、战争风险、食品安全、饮水危机、大规模环境污染……纷至沓来,此起彼伏。旧的危机不见消解,新的危机虎视眈眈地窥伺着。转基因、干细胞、纳米、光伏,都迫不及待地要登堂入室,然而,有一利必有一弊,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,越是强大,越是危险。

2004年,我提出,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,垃圾问题不是枝梢末节的技术问题,而是关于国家战略的大问题。“垃圾问题,将会超出能源问题,成为未来世界最主要的问题。即使能源危机能够解决,垃圾问题仍然无法解决。”大多数人都不以为然,很多人认为我故作惊人之语。然而,短短几年之后,中国的垃圾问题全面爆发,成为2009年此起彼伏的新闻话题。我很不情愿地看到,我的预言成为现实。在我看来,这只是一个开头,一个预演。昭示着即将到来的,规模更大、性质更严重的垃圾危机。

人类文明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,虽然,大多数人并不愿意认识到这一点。

我们需要一个战略性的转变!

在我看来,真正的问题不是怎么样发展,而是怎么样停下来。

天理能够战胜物欲吗?人类的良知能够抵抗资本的贪婪吗?我对此感到怀疑。戴蒙德在其《崩溃》中说,他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。但是他所乐观的理由,在我看来都很牵强。与他相比,我是一个绝望的悲观主义者。不过,一个绝望的悲观主义者也可以以极度乐观的姿态生存。恰如孔夫子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我知道我拦不住工业文明的列车,但我不能因此而选择为其擂鼓助威,我依然要尽一切可能去拦截。正如我们每个人早晚是要死的,但是不能因为我们将来注定要死,现在就不活了,我们依然要活得有尊严,活得有道德,并且,活得快乐!

1918117日,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,遇到梁漱溟,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。“世界会好吗?”梁济问道。梁漱溟答: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。”“能好就好啊!”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。

三天之后,梁济投净业湖自尽。

这个世界会好起来吗?

201011日初稿

201022日完稿

北京向阳小院